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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续新时代乡村伦理之善
千百年来，以乡村为核心支点的中国乡村根性文化发展出了尽善尽美等伦理文化追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有余庆”等春节对联贴遍了众多中国乡村人家的大门。忠厚、诗书、向阳、积善本身就是千年中国乡村耕读文化的产物，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土地伦理相吻合，有着一种诗意、阳光、善良、积极、向上的伦理文化意蕴与精神追求。这也恰恰是乡村精神里面具有积极性、现代性和未来增长性的核心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现代文明体系所需要的可以传承、生长、拓展的根性文化内容。
事实上，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书写已经自觉不自觉涉及这一乡村根性伦理文化主体。贾平凹的《古炉》写到了给人“说病”的乡村文化，以心灵之善来祛除人心中的仇恨与贪念，医治“心病”，体现一种乡村“善文化”的建构。张炜的《古船》《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对乡村儒家文化伦理正义的思辨，倡导“大善”“长生”和对“恶”的救赎。赵德发的《君子梦》《经山海》分别对中国乡村千年“君子文化”与“楷模文化”进行审美书写和当代激活，都展示了中国当代作家对千百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历史挖掘、精神建构和可贵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而这种向上、向善、慎独、谦卑、勤劳、进取的乡村精神及其伦理文化意蕴，恰恰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是祛除焦虑、不安、躺平、佛系、断亲、“失心疯”等时代“心病”的乡村“良药”。在急剧变迁的加速度社会中，来自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的“乡村精神”及其追求向上、向阳、善美的伦理文化显得尤为重要，是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不能缺失的伦理建构和文化传承，并以此转化出新乡村伦理文化，创造出既善又美的新时代新乡村。
4．铸就新时代乡村精神之魂
乡村之所以是乡村，是因为有农民的存在，因为有着乡村精神的美丽心灵的存在。有人，才有乡村，才有乡村精神。一个个乡村就是千百年来农民灵魂的栖息地。因此，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核心和关键就是要塑造具有新时代乡村精神的新农民典型形象。有了新时代农民形象，乡村就有了灵魂，乡村精神就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精神主体。陈涛的《在群山之间》以非虚构的形式书写“第一书记”的扶贫经历，讲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如何融入乡村、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灵成长史。“你今天过得好吗？”蔡崇达的小说《草民》中讲述了这样一位名叫“曹操”的乡民：他每天穿街走巷一边卖杂鱼，一边问候每一户乡邻。“明天会好的”，曹操就这样安慰着“我”这样说“不好”的孩子。小说以“成佛了”来讲述东石镇乡民对“曹操”功德的纪念及其形象建构。“在完成《草民》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书写构成故乡的所有人了，仿佛重新＇生＇下了自己的、他人的故乡，和它达成了完全和解。”正如蔡崇达所言，乡村书写就是“生”下故乡，创造不朽的乡村。
付秀莹的《他乡》、盛可以的《息壤》等作家塑造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或是从乡村成功进入了都市，或是获得更具主体性的女性本位书写，展示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书写的新深度。梁鸿在《梁庄十年》发出的“梁庄的女儿哪里去了”的问题，更深刻提出新时代乡村女性需要重新被发现、书写和建构的问题，而这涉及更复杂、深邃的问题，也是新时代语境下新女性形象建构的发力点所在。
“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时至今日，梁漱溟的话依然振聋发聩。梁漱溟认为重建中国文化必须从乡村产生。乡村是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必须立足于中国原有的基础，新时代中国的现代文化要从“老树”上发出来，从“老道理”讲起。与此呼应的是，早在1920年代，章士钊就提出“农村立国”，米迪刚、王鸿一提出“村治”“村本政治”等思想。为了实现这一文化理想宏愿，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不仅号召到农村中区，到民间中去，而且身体力行以“与农民同心之心”推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大众的结合。这在新时代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大声呼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对于新时代中国作家而言，要积极、勇敢、以使命担当的精神书写乡村、记忆乡村、创造乡村、保卫乡村。而更为严峻的是，谁来书写千年根性文化？21世纪人类在人工智能新文化语境下，谁还能熟悉乡村文化，熟悉乡村生活？极为残酷的事实是，昔日的乡村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生产技艺及其乡村文化体验，都已经渐渐进入乡村记忆博物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日趋颠覆了昔日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田园将芜，胡不归？
田园将芜，谁来写？
面对基于人类文明文化意义的前所未有之大剧变，吾等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时代巨变的同辈与后生，应当以人类文明文化的接续者、传承者和创造者的使命意识，重新从乡村出发，书写21世纪之乡村，以文学来记忆乡村、创造乡村、保卫乡村。
写吧，这是我们一代人的使命。写吧，“生下”我们的“故乡”。写吧，创造我们的“新乡村”家园。
